鲁迅杂文之「看镜有感」

摘 要

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或许是民国初年头到北京时候买在哪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对象了。 一面圆径不外二寸,很厚重,不和满刻蒲陶,尚有跳跃

 

  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或许是民国初年头到北京时候买在哪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对象了。

  一面圆径不外二寸,很厚重,不和满刻蒲陶,尚有跳跃的鼯鼠,沿边是一圈小飞禽。骨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但我的一面并无海马,其实和名称不相当。记得曾见过别一面,是有海马的,但贵极,没有买。这些都是汉代的镜子;厥后也有模造或翻沙者,斑纹可造粗糙得多了。汉武通大宛安眠,乃至天马蒲萄,或许其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古时,于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红花,海棠之类。海即此刻之所谓洋,海马译成今文,虽然就是洋马。镜鼻是一个虾蟆,则因为镜如满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汉事不相干了。

  遥想汉人几多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绝不拘忌,来充装饰的斑纹。唐人也还不算弱,比方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尚有一匹驼鸟,则步伐的确前无昔人。现今在宅兆上不待言,即泛泛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很多雅人,连记年代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斗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公众都加毒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宋的文艺,此刻似的国学气味就薰人。然而辽金元连续进来了,这动静很耐寻味。汉唐固然也有边患,但魄力毕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仆从的自信心,可能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差遣,毫不介意。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对象,便以为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惧怕,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原理来掩饰,而国学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物。

  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简陋就无需思索,认但是吃的对象。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很多禁条,很多避讳;尚有一大套较量好坏而终于不得要领的来由,比方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本身先已失了活气了。

  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显着已经称臣,惟独在海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絮聒的碎话。正如晦气人物,偏多隐讳一般,豪迈闳大之风消歇净尽了。直到厥后,都没有什么大变革。我曾在古物陈列所所陈列的古画上瞥见一颗印文,是几个罗马字母。但那是所谓“我圣祖仁天子”的印,是征服了汉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汉族的奴隶是不敢的。即是此刻,即是艺术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么?

  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疾苦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禁绝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甘心使中夏无好历法,不行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约莫觉得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本身是学不得,也学欠好的。但他竟论了大辟,但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汤若望入中国还在明崇祯初,其法终未见用;厥后阮元论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统浸疏,开局批改,既知新法之密,而讫未施行。圣朝定鼎,以其法造时宪书,颁行天下。彼十余年辩说翻译之劳,若以备我朝之回收者,斯亦奇矣!……我国度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等于一端,可以仰见如天之怀抱矣!”(「畴人传」四十五)

  此刻传播的古镜们,出自冢者中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镜,薄并且大,规抚汉制,也许是唐代的对象。那证据是:一、镜鼻已多磨损;二、镜面的沙眼都用此外铜来补好了。其时在妆阁中,曾照唐人的额黄和眉绿,此刻却羁系在我的衣箱里,它可能大有今昔之感罢。

  但铜镜的供用,约莫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我们哪里,则除了婚丧典礼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遂了。然而也尚有余烈可寻,倘陌头碰见一位老翁,肩了长凳似的对象,上面缚著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色石,试伫听他的叫唤就是“磨镜,磨铰剪!”

  宋镜我没有见过好的,什九并无藻饰,只有店号或“正其衣冠”等类的迂铭词,真是“世风日下”。可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类忌惮,各类小心,各类絮聒,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蛮夷,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抖动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对象来。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很多絮聒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此刻景象还如此。倘再不放开怀抱,斗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只管地接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力文明的时候,或许是不劳久待的罢。

  我历来没有碰见过一个排出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曰桢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进攻过的。他加以较量研究之后,终于抉择还是铜镜好。最不行解的是:他说,照起面孔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精确。岂非当时的玻璃镜卖力坏到如此,还是因为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学眼镜之故呢?我没有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因为翻衣箱,翻出几面古铜镜子来,或许是民国初年头到北京时候买在哪里的,“情随事迁”,全然忘却,宛如见了隔世的对象了。

  一面圆径不外二寸,很厚重,不和满刻蒲陶,尚有跳跃的鼯鼠,沿边是一圈小飞禽。骨董店家都称为“海马葡萄镜”。但我的一面并无海马,其实和名称不相当。记得曾见过别一面,是有海马的,但贵极,没有买。这些都是汉代的镜子;厥后也有模造或翻沙者,斑纹可造粗糙得多了。汉武通大宛安眠,乃至天马蒲萄,或许其时是视为盛事的,所以便取作什器的装饰。古时,于外来物品,每加海字,如海榴,海红花,海棠之类。海即此刻之所谓洋,海马译成今文,虽然就是洋马。镜鼻是一个虾蟆,则因为镜如满月,月中有蟾蜍之故,和汉事不相干了。

  遥想汉人几多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绝不拘忌,来充装饰的斑纹。唐人也还不算弱,比方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著带箭的骏马,尚有一匹驼鸟,则步伐的确前无昔人。现今在宅兆上不待言,即泛泛的绘画,可有人敢用一朵洋花一只洋鸟,即私人的印章,可有人肯用一个草书一个俗字么?很多雅人,连记年代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国纪元。不知道是没有如此斗胆的艺术家;还是虽有而公众都加毒害,他于是乎只得萎缩,死掉了?

  宋的文艺,此刻似的国学气味就薰人。然而辽金元连续进来了,这动静很耐寻味。汉唐固然也有边患,但魄力毕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仆从的自信心,可能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差遣,毫不介意。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对象,便以为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惧怕,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原理来掩饰,而国学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物。

  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简陋就无需思索,认但是吃的对象。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很多禁条,很多避讳;尚有一大套较量好坏而终于不得要领的来由,比方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本身先已失了活气了。

  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显着已经称臣,惟独在海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絮聒的碎话。正如晦气人物,偏多隐讳一般,豪迈闳大之风消歇净尽了。直到厥后,都没有什么大变革。我曾在古物陈列所所陈列的古画上瞥见一颗印文,是几个罗马字母。但那是所谓“我圣祖仁天子”的印,是征服了汉族的主人,所以他敢;汉族的奴隶是不敢的。即是此刻,即是艺术家,可有敢用洋文的印的么?

  清顺治中,时宪书上印有“依西洋新法”五个字,疾苦流涕来劾洋人汤若望的偏是汉人杨光先。直到康熙初,争胜了,就教他做钦天监正去,则又叩阍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数”辞。禁绝辞,则又痛哭流涕地来做「不得已」,说道“甘心使中夏无好历法,不行使中夏有西洋人。”然而终于连闰月都算错了,他约莫觉得好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本身是学不得,也学欠好的。但他竟论了大辟,但是没有杀,放归,死于途中了。汤若望入中国还在明崇祯初,其法终未见用;厥后阮元论之曰:“明季君臣以大统浸疏,开局批改,既知新法之密,而讫未施行。圣朝定鼎,以其法造时宪书,颁行天下。彼十余年辩说翻译之劳,若以备我朝之回收者,斯亦奇矣!……我国度圣圣相传,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设成心。等于一端,可以仰见如天之怀抱矣!”(「畴人传」四十五)

  此刻传播的古镜们,出自冢者中居多,原是殉葬品。但我也有一面日用镜,薄并且大,规抚汉制,也许是唐代的对象。那证据是:一、镜鼻已多磨损;二、镜面的沙眼都用此外铜来补好了。其时在妆阁中,曾照唐人的额黄和眉绿,此刻却羁系在我的衣箱里,它可能大有今昔之感罢。

  但铜镜的供用,约莫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我们哪里,则除了婚丧典礼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遂了。然而也尚有余烈可寻,倘陌头碰见一位老翁,肩了长凳似的对象,上面缚著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色石,试伫听他的叫唤就是“磨镜,磨铰剪!”

  宋镜我没有见过好的,什九并无藻饰,只有店号或“正其衣冠”等类的迂铭词,真是“世风日下”。可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类忌惮,各类小心,各类絮聒,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蛮夷,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抖动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对象来。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很多絮聒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此刻景象还如此。倘再不放开怀抱,斗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只管地接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力文明的时候,或许是不劳久待的罢。

  我历来没有碰见过一个排出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曰桢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进攻过的。他加以较量研究之后,终于抉择还是铜镜好。最不行解的是:他说,照起面孔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精确。岂非当时的玻璃镜卖力坏到如此,还是因为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学眼镜之故呢?我没有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作者:鲁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