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张学良文章

摘 要

话说张学良 王充闾 一 首先就说说张学良的功业。 张学良在一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中,政治生涯很短,到三十六岁就中止了,要再扣除童年和就学阶段,不过十数年时间。他十九岁考

 
话说张学良
王充闾
  
  一
  
  首先就说说张学良的功业。
  张学良在一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中,政治生涯很短,到三十六岁就中止了,要再扣除童年和就学阶段,不过十数年时间。他十九岁考入东北讲武堂,出来之后就任团长,又晋升旅长,由于率军剿匪,战功显著,当年晋升陆军中将;二十四岁任东三省空军司令;二十七岁率军南下对抗北伐军,升任上将军团长;二十八岁皇姑屯事件后,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王”。
  他执政伊始,面临着许多棘手问题,要稳定内部,要处理同南京政府的关系,要应对日本侵略阴谋。当务之急,是东三省向何处去——是甘当日本人的傀儡,还是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他坚定地选择了后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国青天白日旗,有条件地接受国民政府统一指挥。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重要一支,又是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国长期以来混乱局面的终结,起码是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个人来说,完成了由封建军阀向爱国主义者的转变。
  对于此番作为,张学良终生引为骄傲。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台湾参谒延平郡王(郑成功)祠,即兴题写了一首七绝:“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诗中借助称颂郑成功战胜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英雄业绩,抒写自己当年维护国家统一的壮志豪情。这种以民族整体利益为依归的爱国情怀,为他在国难当头,不惜一切代价,毅然发动西安事变,扎下根,垫了底。
  这是张学良的一大历史功绩。而更大功勋是七年之后他和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他以个人失去半个多世纪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换来了国内的和平和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谱写了历史新篇章。国外史学家说他“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是言之有据的。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多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被断然拒绝。蒋调集嫡系部队约三十个师准备从河南开入陕、甘实行剿共,并在十二月四日亲至西安,逼迫张、杨分别率领东北军和第十七军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张、杨接连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严厉训斥。十二月七日下午,张与蒋在其驻所临潼华清池,争论了两三个小时。张学良声泪俱下,蒋介石却全不管这个,当即怒不可遏,把桌子一拍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苦谏不行,哭谏也无效,最后只有兵谏一途。
  事变当时,张学良所承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他以惊人的勇气与魄力,勇敢担当下来,不愧为一个铁骨铮铮的东北硬汉子。当时,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明确表示全力支持,并派遣周恩来前往西安参与调停外;其他尽是讨伐的声浪。南京方面,亲日派的何应钦甚至主张立即举兵进攻西安;一些大国同声谴责,日本斥之为“赤化阴谋”,是“莫斯科魔手”导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张学良伤心、气恼的,是一向鼓吹“逼蒋抗日”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此时竟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但不予声援,反而诬说是受了亲日分子的挑动,骂他是“汉奸”、“叛徒”,这无异于当头一棒。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杨和中共都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相继委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张、杨与周恩来共同参加,最后达成一致抗日的协议。蒋介石在会见周恩来时,当面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决定放还蒋介石。张学良还亲自送蒋回宁。后来他在口述历史中说:“当时的考虑是,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从尔后的实际看,应该承认这个目的是达到了:一方面,它加重了蒋氏对既成协议的反悔难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为证人良心上的压力;另方面,由于他一身包揽了全部责任,从而消弭了内战爆发的种种借口。正如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所说的:“如果没有张汉卿先生送蒋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将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由此也许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的损害。”张学良将军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毅然决然作出这种“以身饲虎”的重大抉择,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当时以至后日,每当提起,国人在无限景仰之余,都为他的惨痛遭遇,深深痛惜。
  这一年的岁尾,中国大地上接连出现几起爆炸式新闻:12•12,华清池捉蒋,震惊世界;12•25,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世界再次震惊。岁序迭更,时间老人换岗,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主角蒋介石、张学良也互换了角色:先是蒋在西安成了阶下囚,后是张在南京成为阶下囚;先是张扣蒋十三天,后是蒋扣张五十四年。一个人进了囚笼,四亿五千万人走上抗日战场。海外的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评论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它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再次验证了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是合力作用的论断。恩格斯于一八九〇年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的和不自主的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此次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达到预期效果,最关键的人物是张学良和周恩来;而杨虎城、宋氏兄妹,还有端纳,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他们出发点并不相同,但共同构成了历史的合力。
  
  二
  
  像张学良这样,由于一个顶头上司的专制,竟然被监禁了五十四年,翻检世界历史亦不多见。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为什么蒋介石就是不放张学良?
  一九三七年一月,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致电蒋介石,要求给予张学良带兵的自由。蒋说,他自己要求读书,我怎么办?同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东北军将领再次提出把上阵杀敌的自由还给张学良,蒋仍置之不理。一九四六年一月,全国政协会上,委员呼吁还给张学良自由,蒋介石让邵力子出来代他讲话,说“张的问题不是国法问题,而是家法问题,你们不要管”。同年十月,张学良请托前来探望他的张治中在蒋面前代为说情,结果,蒋断然下令:今后任何人见张,都要经他亲自批准。一九四九年一月,蒋被迫下野,于右任提出,为了增加与中共谈判的筹码,赶快放出张、杨。蒋冷冷地说,找李宗仁去。李宗仁还真答应了,当即给参谋总长顾祝同拍电报,要他落实。顾了解蒋的用心,便推脱说,这要由台湾省主席陈诚和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来办。于是,李宗仁派程思远去台协商。陈诚说,蒋先生的事,他不便插手。而私下里,蒋指令把张学良秘密转移。程思远无功而返。同年年底,蒋亲下手谕:要严格审查张学良寄出的信件,这就把通讯自由也剥夺了。
在长期拘禁生涯中,张学良自己也曾多次上书求赦。无奈,热面孔贴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篮提水”。一九五六年,铁窗生涯熬过了二十个春秋,羁身台湾孤岛也已整整十年。又正赶上老蒋七十寿诞,张学良抱着很大希望,把一只珍贵的手表作为礼物奉上,意在提醒老蒋,已经到了释放之期。蒋介石自然解得其中寓意,但依旧未予理会。也有传说,蒋还赠一双拖鞋、一只手杖,意思是,一拖到底,直到老死。怅惘中,张学良写下一首《夏日井上温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恼的心境:“落日西沉盼晚晴,黑云片起月难明。枕中不寐寻诗句,误把溪声当雨声。”
  直到临死那天,蒋介石还嘱咐蒋经国:“不要放虎归山。”他把张学良当作猛虎看待了。有一次,史学家唐德刚问张学良:“汉公,为什么蒋先生不放你?”张说:“张岳公(张群)曾告诉我,他说,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对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吗?那意思就是怕共产党抓住我,怕我跑到共产党那边去。”
  据张学良研究专家王海晨分析,蒋对张是“一怕二恨”。怕,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说。抗日战争时期,蒋一怕张学良恢复自由后,说出“不抵抗日寇”的实情和西安事变的真相。蒋介石弄了个《西安半月记》,蓄意掩饰,歪曲事实,一旦真相大白,有损他的人格形象,也会把他所作的承诺暴露无遗,很不好办。二怕已经被拆散的二十万东北军东山再起,重新成为难以控制的军事集团。三怕张学良与共产党再搞什么“三位一体”,使共产党的势力更加强大。解放战争时期,他怕张学良放出来会被共产党利用,影响他的统一大业。退据台湾之后,蒋的威信已经降到极点,怕张学良被反蒋势力拉过去,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
  恨,一恨张学良劫持领袖,使他丢尽脸面。二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死里逃生,趁机壮大实力,最后国民党一垮到底。蒋介石说:“八年剿匪之功,预期将于两星期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役,几乎坠于一旦。”三恨张学良至死不悔罪认错。
  当年西太后有句经典的话:“谁若不让我痛快一时,我就不让他痛快一世。”蒋比西太后狡猾,他不说出来,实际做的更厉害。他是非常毒辣的,有人分析,为了切断张学良日后出国的后路,甚至让他与长期定居海外的于凤至断绝关系,真可谓谋深虑远。如果蒋介石还在世,张学良将永无遇赦、出国之期。
  
  三
  
  由于各方面施加压力,一九九〇年之后,台湾当局总算放松了对张学良的管束,他可以不经批准接待亲友探访和记者访谈。人们感兴趣的是,他“开口”之后都说了些什么。据公布的四千八百多页口述历史和其他大量资料看,不外乎以下诸方面:大量的是关于个人家世,一生经历,以及个性、情怀、爱好、追求等;其次,是对同时代的政治人物的评价,对日本人的看法;第三,两岸关系、西安事变、回乡探亲等政治敏感问题。
  他常常谈到周总理。一生中他所尊重的人很少,却对周恩来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来,他也相当佩服我。”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再就是宋美龄,他谈得也不少。一九二五年,张在上海认识了宋美龄。一九二八年,蒋宋结婚第二年,在北京饭店与张学良聚餐,见宋美龄和张学良谈得很亲热,蒋介石就问:“你们怎么认识的?”张学良说:“我们几年前就是好朋友了。”很有一种得意之感。张学良认为宋美龄是中国当代了不起的女性。说:“我认为她是我的知己,宋美龄活着一天,我也能活一天。”他说,蒋没有杀他,主要是宋美龄保了他。宋美龄对张学良感到很愧疚,西安事变后,不只一次说过:“我们对不起汉卿!”联系到,张学良坚持要到二〇〇二年才向外公布口述历史及西安事变有关资料,并说他不想伤害某个人。这个人是谁?不妨用排除法:西安事变当事人中,蒋介石、宋子文早死了,周恩来、杨虎城也作古了,只剩下他和宋美龄还在世。据他预测,到二〇〇二年他就不在了,宋美龄大约也活不过二〇〇二年。所以,我们猜测“某个人”是指宋美龄。如果按过去大家所知道的,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谈到“伤害她”。由此推测,协议中尚有未公开的内容。大约有两点:一是当时蒋承诺,回南京后任命张学良为全国抗战副总司令;另外,就是改组南京军政班底,比如,撤换亲日派何应钦等。这些,是由宋氏兄妹当场担保之后,才做出释放蒋介石的决定的。而回到南京,蒋介石就翻脸不认人,一巴掌把张学良打入十八层地狱。宋美龄自然深感愧疚。张学良却还讲究道义,体谅她的难处,始终不愿伤害她。即此,也能看出张学良的宽以待人。
  对于蒋介石,张学良当然没有好感,但也不愿说得太多,太苛:“我的判断,他对我讨厌极了。所以后来不能让我自由。他心里第一敌人是共产党,而我的第一敌人是日本。”“我只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正像马歇尔说的那样,他是死拿着权力不放的人。”“蒋介石后来的思想很近似袁世凯,可是没有袁世凯那样大的魄力。……从中国历史上看,皇帝大多数是北方人,宰相是南方人。南方人比较窄小,蒋这个人就窄小。你看他用人,对他自己的亲戚和亲信就特别好,不是跟别人平等待遇。”他还说:“蒋介石有大略,没有雄才;我父亲有雄才没有大略。”
  张学良对溥仪,也很不以为然。他劝溥仪要把皇帝老爷那一套去掉,努力去做一个平民。“见我面,他老是打听军队的情况,问这问那,我就说:‘你那个样,还打听那玩艺干什么?你要好好做一个平民,可以到南开大学读书,或者去国外留学。’他听不进去。”
  张学良多次说过:“我从来就恨日本军阀,对日本军阀的狂妄与侵略,我是中国人,我受不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抗日战场上去同日本侵略者拼。”他还说:“国人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账的,我没有错。可是,你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假如我真的知道日本人要这么干,我当时会跟日本人拼命的。”
  对于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他很不愿意接谈,但逼得紧了,有时也说一些。记者问得最多的,是在几十年后他对西安事变怎么看。他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是如此。”“我做的事我负责,没有什么后悔的。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过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峥嵘岁月,也苦捱过长达两万日夜的铁窗生涯,在神州大陆,在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十五六处。他虽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却把身旁的许许多多政治人物——就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先后送进了坟墓。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他就陆续不断地参加追悼会,这里面有许多当年在他统领下的在台东北军将领。
  长寿,当然是好事,是一种机缘,但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历史上,就有许多人没能过好这一关。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大汉奸汪精卫的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时侥幸而死,后来也就不致戴着“大汉奸”的帽子遗臭万年了。
  为了说清楚这种“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道理,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纸醉金迷的纨
  绔子弟;可是,他活过来了,后来获得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为日本人所收买,稳当“东北王”那样的傀儡,或者像他父亲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在红极一时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起义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眩目异采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口述历史或者各类谈话中,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滩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他的“好戏”,看他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作最后的交代。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四
  
  说说张学良的精神风貌与人格魅力。
  小时候,张学良的塾师曾向大帅说过,长大之后,这孩子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根据是,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还考虑到遗传基因和家庭影响,所谓“将门虎子”;又兼俗谚有“三岁看大,七岁至老”的说法,为牛为虎,从小就能看出。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私塾先生还是“言中”了。在张学良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还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他特别看重人格,操守。任侠好义,敢做敢当,轻死生,重然诺,这饶有古风的价值观,支配了他整个一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寇实施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那些日子,张学良以“刑徒”身分被押解着,杂在狼奔豕突的人群中,常常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大辱甚于死。使命感、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好歹捱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支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
  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破头流血,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这种椎心剌骨的心境,少帅在日记中也作过披露:
  啊呀,又到九•一八了!六年中我作了什么?悲惨忍痛过了六年,今天,中日战争展开,而我安居山上,凡我同志多去肉搏。我不能执戈为民族去冲锋,报国、家之仇!曹植诗云:“闲居非吾意,甘心赴国忧”,信然。
  对于内战,他却是厌恶之极。且听下面的口述:
  以前跟我父亲南征北战,要我打什么,我就打什么。可是到我手里,你看我打过什么仗?我都是为中央统一,……我实在是反对内战,反对透了。我父亲后来不打了,也是因为我。我跟我父亲痛哭流涕啊!我从河南回来,我在那个牧马集车站,看到那人趴在地下,那老人啊,饿的。我把馒头扔给她(给她钱都不要啊),她放在地上连土就抓起来吃。我说,怎么这样?问她:没子弟、没儿女吗?她说,都给抓去当兵了,拉走了,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的不能走,饿得没饭吃。这怎么年年打仗啊?我自问,谁做的孽?自个儿打自个儿,今天跟你打,明天跟他打,明天又和,后天又打。而打死的都是那佼佼者,剩下些无能后辈请功受赏。要是真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这种战争干什么呢?
  一个心肠滚烫的热血男儿,一副爱国忧民的高大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转眼间,六十年过去了。照一般规律,历经五十四载的监禁,任是金刚铸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流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着活力与朝气。在夏威夷,亲友们为他举办祝寿会。那些年轻人请他讲讲陈年旧事。他问大家听没听说过家乡“四大怪”的俏皮喀儿,见大家摇头,便笑着背诵:“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揣着烟枪去打仗;对面炕,挂幔障;孩子生在马车上。”并解释说,这是讲二十世纪初辽河岸边的景况。第一怪,那时兵荒马乱,人们白天躲藏在高粱棵里,夜晚才回家铲地;第二怪,官兵、土匪吸毒成瘾,外出打仗也得带上烟枪、鸦片;第三怪,这一带居民为了御寒取暖,冬天,几代人睡在南北对面炕上,中间用幔障遮着;第四怪,是特指他本人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公元1901年6月3日)那天,他出生在一辆外出逃难的马车上,地属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乡张家窝堡。他说,由于在大车上落草,所以一辈子“走星照命”,颠沛流离。一别故园,便萍踪浪迹,南北东西,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最后又飘零异国他乡。他三十一岁离开东北,三十三岁离开北平,三十五岁离开武汉,三十六岁离开西安,三十七岁离开南京,四十六岁离开大陆,九十三岁离开台湾,都再没有返回过。一路长别,掉头而去,说来也是很令人伤怀的。
  这天,老人的兴致特别高。早年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请他题字,他写了一副直抵心源的联语:“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可是,当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时,他就开玩笑了,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看到书籍记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盛事。”五弟张学森怕他过于劳累,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有家吗?”
  记者采访,常常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面对敏感的政治问题,他绝不冷若冰霜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词令断然回绝,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姑娘。”然后,笑着说明:“我老家那儿称呼自己女儿为姑娘。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于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有如一副解构“庄严”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追问了。
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著差别,是率真、坦荡,粗犷,人情味浓。那种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雄豪、坦荡的另一面,是幼稚与天真。他说:
  我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就毁在‘轻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蒋介石的诺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再往前说,九一八事变我也轻信了老蒋,刀枪入库,不加抵抗,结果成为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1933年3月,老蒋敌不住国人对他失去国土的追究,诱使我独自承担责任,结果我又轻信了他,下野出国。他算是抓住我这个弱点了,结果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
  可是,过去对于蒋介石的阴险、狠毒,他总是缺乏应有的警觉,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西安事变后遭到监禁,前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他。他说:“我这次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了千古美谈!真可惜,一出好戏竟演坏了。”这种孩子般的天真和英雄主义的个性,恰好是构成这场悲剧的基因。
  他少年得志,涉世未深,本身就是性情中人,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事情比较简单;又兼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江湖义气,而对中国官场上那种阴深险恶、反复无常,缺乏切身体验。这一切,都决定了他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笃定是个失败角色。
  长期以来,张学良一直成为海峡两岸的热门话题。有一部纪录片题为《闲云野鹤》,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他在海外这段闲居岁月,倒也贴切。一般来说,百岁光阴如梦蝶,椰风吹白了鬓发,沧波荡涤着尘襟,醉后清风,醒时明月,沧桑阅尽,顿悟前尘,认同“放下即解脱”的哲理,所谓“英雄回首即神仙”,“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