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那革命化的年文章

摘 要

想起那革命化的年 文/周振林 关于春节,冯骥才先生最近在《春运是一种文化现象》一文中说:“春节,时处大自然四季周而往复的节点,也是生活阶段性的起点。人们心中的寄寓与

 

想起那革命化的年

文/周振林

关于春节,冯骥才先生最近在《春运是一种文化现象》一文中说:“春节,时处大自然四季周而往复的节点,也是生活阶段性的起点。人们心中的寄寓与祈望就来得异常深切,民族特有的情怀也分外张扬。在民间生活中,这种精神性的东西都要以民俗为载体,所以民俗中每一事项,莫不有着精神内含,有魂。”是啊!其实,春节就是一种文化,一种风俗,一种精神的凝结物。

我有现在这样一个感觉,就是人过了五十,仿佛时间走得快些,转眼间又一个新年就要到来了。随着生活方式的骤变,我们对过年的情结显然有些淡化,但看到电视里那些学生、如流的农民工乃至常年在外的游子匆忙回家团园的情景,触景生情,不由将我的思绪带到1971年那个难忘的革命化春节。

我出生在江南一个偏僻小山村里,在那里我生活整整19年,后来也是踏着她的脊梁走向城里的。弹指一挥间,如今已经过去30多年了。虽然时过境迁,儿时的许多记忆已经有些模糊,就像清江河对岸那风景一样朦胧。一般来说,人的记忆有两类叫人难于忘怀,一种是美好的,而另一种则就是疼痛的。尤其是那疼痛的记忆,最是让人刻骨铭心。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穷”。就如后来李昌平上书国家总理说的一样:“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时农村年轻人没有一个不想跳出农门的,我不乏就是其中之一。我家祖祖辈辈贫穷,家族里也没有什么当干部和有名望的人,招工人、提干部、推荐上大学八辈子也轮不上我家的人,那怕就是搞个什么半脱产的电工、广播维护员、兽医类差事,也根本就没有我们的份。

1971年,在毛主席“三线建设要抓紧”的号召下,宜昌鸦官铁路要在我们队里招民工,听说每个月还发6元钱的生活费,我想到修铁路虽然苦,但总比困在家里要强些。当时我们家里家大口阔,是个缺粮户。我报着为家里挣些工分的愿望,避着父母,拎了一条洗澡的毛巾,几件换洗的衣服,悄悄地爬上了接民工的车,到宜昌修铁路去了。

那年我刚16岁,至今清楚记得我们住的工棚就在过去的大寨路(今天的宜昌东山大道)旁,建设管理是成民兵建制的,称叫某某民兵师、团、营、连、排,工地就是现在的东山火车站,劳动整天就是劈山、推土,挑土。年轻时好玩,日子一也好混,一晃一年就到头了。

到了农历腊月,我们都盼望能回家过年。可那时搞的是政治建路,提倡在工地上过革命化春节。腊月二十八,一个文工团到葛洲坝330工地慰问演出,连里通知我们去看戏。那天,天空纷纷飘着下雪,不知是因为天气寒冷,还是想回家过年的缘故,节目的内容看了基本上没什么印象,一场戏下来仅记得一句台词:“稀奇、稀奇、真稀奇。在返回的路上,比我年纪大的永奎、宝林、永协他们在一起策划,约我与他们一道偷着跑回家过年。于是,我们一行5个人,到九码头,每人花了九毛钱,都买了到枝城的轮船票,上船时间定在腊月三十晚上凌晨4点。

那年春节,师部明文规定,我们必须在工地上过革命化春节,任何情况不得请假。连队食堂春节的供应物资,大年三十人平供应半斤盐肉,半斤豆腐;还有四两白糖和四两糯米是准备大年处一吃的。

我们几个人心里揣着偷跑回家过年的秘密,大年三十晚上就把糯米煮了,口里边吃边念着,昨天在戏中听来的那句台词上加的一句:“稀奇、稀奇、真稀奇,三十的晚上吃糯米。”一个个痛快极了。当时的民兵排长、连长一点都没有察觉。夜里,我们一个个假装睡觉睡得沉沉的,有的还假装打着鼾,以掩人耳目。其实,每人心里都有一种是“度时如日”的感觉,到了深更半夜,一个个轻手轻脚地爬起来跑了,一口气跑到九码头,生怕有人追来了,直到上了船,心才落了下来。坐了几个小时的船,天亮后轮船在枝城港靠岸,接着转车,上午9点的样子就到家了。

还没有进家门,就听见有人在大声地喊着:“抢火啦!平丫子的他们的屋起火啦。”我们那里俗称救火为“抢火”。等我们几个人赶到,这里早就是人山人海,挑桶的、拿盆的、提水的人挤着人。火势拌着北风,越烧越旺,人根本就难于靠近,上百号人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将三间茅草屋吞噬,房里面的家具、粮食等顷刻间都化为了灰烬。

这时,只见平丫子他娘在那嚎天板地哭:“我的天啦!我的娘啊!我们这家人怎么活啊!”这又是个大年初一,怪可怜的,在场的人听了都感到无比心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