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散文

摘 要

魏晋之际,在古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之地的嵇公竹林里,聚集着一群文士,他们谈玄清议,吟咏唱和,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以其鲜明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处世方式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

 

  魏晋之际,在古山阳(今河南修武县)之地的嵇公竹林里,聚集着一群文士,他们谈玄清议,吟咏唱和,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以其鲜明的人生态度和独特的处世方式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广受争议的群体,也成为魏晋时期的一个文化符号。他们就是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

 

  称谓的由来

  从西晋后期阴澹提出竹林七贤之说,再到东晋和南北朝,竹林七贤之称在《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世说新语》等文献中逐步定格,演进轨迹十分清晰。

  最早把嵇康、阮籍等人称为竹林七贤的,是西晋左将军阴澹。他在《魏纪》中写道:“谯郡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由于竹林七贤中最后去世的王戎卒于晋惠帝永兴二年(305年),与阴澹生活的时代约略相同,而之后紧接着便是“永嘉之乱”。所以,竹林七贤的说法在西晋时期并没有得到广泛流传。

  到了东晋,竹林七贤之称才广为流行。东晋史学家孙盛在《魏氏春秋》中写道:“(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有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玡王戎、沛人刘伶相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东晋戴逵的《竹林七贤论》,对竹林七贤行实多有记载。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述魏晋名士风流,特拈出竹林七贤:“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刘孝标注引孙盛《晋阳秋》云:“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可见,自东晋开始,竹林七贤之称已广为传响。这一时期,也有称竹林七贤为竹林名士的。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袁宏把夏侯玄、何晏、王弼称为正始名士,把阮籍、嵇康等人称为竹林名士,把裴楷、乐广、王衍等人称为中朝名士,并著《竹林名士传》三卷。

  《世说新语》述袁宏作《名士传》的一段话,使后人对“竹林七贤”之称产生了争议:“袁彦伯作《名士传》成,见谢公。公笑曰:‘我尝与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狯耳,彦伯遂以著书。”依谢安之说,所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只是他的一时戏言,而袁宏却信以为真,写成了《名士传》。陈寅恪先生以为,“‘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陈寅恪先生否定“竹林七贤”之说,谢安自称“特作狡狯”,是其理由之一。

  然而,从西晋后期阴澹提出竹林七贤之说,再到东晋和南北朝,竹林七贤之称在《魏氏春秋》、《竹林名士传》和《竹林七贤论》、《世说新语》等文献中逐步定格,演进轨迹十分清晰。若谓为虚妄,理由显然不够充分。

  缘何聚于山阳

  山阳因位于太行山之南而得名。竹林七贤相聚于山阳,北望“天下之脊”,品味“天下之脊”的象征意义,心中该会荡起怎样的涟漪?

  以今之区划而论,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刘伶来自安徽省宿州,王戎来自山东省临沂,阮籍和阮咸叔侄来自河南尉氏,山涛和向秀来自河南武陟,七人山水区隔,年齿相悬,既无旧谊,亦无姻亲,原本毫无关系,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们相聚于山阳、共为竹林之游呢?

  除了《晋书·阮籍传》所说的“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外,七贤相聚于山阳,共游于竹林,还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点。

  首先是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思潮,使文人对主张清静无为、回归自然的老庄哲学情有独钟,而位于山阳的嵇公竹林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清静幽雅、融入自然的所在;

  其次是汉末形成的“处士横议”之风,在魏晋之际演变为清议,并内化为文士的一种生活方式。三五好友,相携入林,谈玄清议,把酒言欢,该是何等的恣情快意!

  再次是魏晋时期盛行的饮酒服食之风的深刻影响。陶渊明诗云:“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而在古山阳,不论是酒是菊,皆有名品。山阳北面依托的太行山,更有许多可以令人成仙或长生的所谓“上药”,嵇康和隐士王烈,曾有在山中得“上药”石髓的奇遇。既然这里有酒和“上药”,文士焉有不趋之若鹜之理?所以,魏晋之际,山阳曾经是名士的集聚地,不仅有竹林七贤,还有吕安、吕巽兄弟以及阮侃、赵至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