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文学

摘 要

龙应台 著名作家 你听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 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

 

龙应台 著名作家

你听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

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中海。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两个月前,当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尖锐地逼问阿巴斯:

"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

阿巴斯,据说,淡淡一笑,回答:

"或许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媒体竞相报导他这句'草菅人命'的话。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只,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他反问:

"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国可曾对格那达的无辜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的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

记者楞在那里。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上百的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儿都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不错,那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不可同日而语。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中国人。

裕仁天皇重病,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全国沉醉在帝国时代"美丽"又"哀愁"的怀旧浸渍之中。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会不会有中国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派出记者到皇宫前扎营,报导天皇每天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

你不能说我杞人忧天。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所有的报纸都刊了醒目的广告,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看那些"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赏他们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为国家牺牲犯难;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会那些"健儿"与父母、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

这些电影商设计的巨幅广告,要中国人为"神风特攻队"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动。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紧张,害怕见到中国文字,要我准备为日本天皇之死觉得难过、惋惜。

在我正紧张的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这真是异数。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礼如仪"地报导天皇吐血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非常在意,步步为营,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却没有多大兴趣,那毕竟是别人家的事,"与我无关"。

《大阳报》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强调了日军的暴虐残酷,陈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惊讶地叫了一声,《太阳报》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

不是。《太阳报》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而是以百千计的英国俘虏。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虐待。

四十年过去了,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一旦谈起时,人们心中记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有谁记得那千万个没有面貌、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吗?

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国人谢罪"为专辑主题。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会不会成为西方媒体的新闻?

没有。我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的报导。但是,当广岛市长说"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时,它却成为重要新闻。而广岛市长认为天皇应该谢罪的物件是谁呢?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呢?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说:美国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贵重;英国人、日本人命,比中国人命值钱;So What?在封建时代,路上失控的一辆马车,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结果就是不会一样。大街小巷会把那惨死的贵族的姓名挂在嘴边,路可能因而拓宽,车马行驶条规可能因而更改,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四十年前,吉普赛人也是携老扶幼地进了集中营,剥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里。然而在滔滔舆论中,有多少声音是为他们而发的?流浪的、不识字的、没有国家的吉普赛人,没有权势,没有声音。